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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卫立煌、汤恩伯、蒋伏生等16人，被控于1929年至1935年间，参与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行动，期间多次屠杀无辜群众，数量巨大，性质恶劣，对他们，控方加告一条“反人类罪行”，以示对这种屠戮行为的谴责。”
公诉人史良补充道：“由于数量实在太多，若是在法庭上一一读出，势必占用大量时间，故此，我方认为，可以以证人质询的方式，在随后的庭审环节中一一批露，请主审法官批准。”
“可以。”
“下面有请一号证人徐海东上庭。”
在观众和记者的注视下，一身40式新军服的徐海东走上证人席。
“请证人出示姓名，籍贯，身份。”
“我叫徐海东，湖北黄陂人，现任华夏人民解放军第44军军长。”
“请证人陈述事实。”
“我要控告汤恩伯、夏斗寅还有个死掉的王均，他们杀光了我的家人，整整66口啊，只有3个哥哥是红军，其他的都是无辜牵连进去的，就是这些畜生干的。”
观众和记者大哗，共产党干革命的危险性不言而喻，就连主席和老总的亲人也不能幸免，但是像这样一次被害66人，依然令人难以置信。
史良用尽量平稳的语气说道：“能说得详细一些吗？”
“从1929年开始，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，三十九个远亲，黄陂县的人都姓徐。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甚至婴孩都给杀了。姓徐的都给杀光了，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，还有我自己。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。”
“你的妻子呢？”
“我不知道她的下落，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，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。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，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。在第五次围剿中，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，到了礼山县。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，男的被砍了头，女人小孩被枪决。”
徐海东惨然道：“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，蒋某人下了命令，我的家乡被占领时，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。”
“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”
“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，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。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，留下房子极少，牛都被赶走，土地荒芜，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。湖北有四个县，安徽有五个县，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。东西四百里，南北三百里之内，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，在那一年的战斗中，我们从白军手里夺回了一些这样的地方，但我们回来时发现原来是肥沃的大地现在几乎成了沙漠。只有少数老头、老太婆留下，他们说的情况叫我们大吃一惊。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对中国人会犯下这种罪行。
徐海东平静地讲述着这一切，在他的证辞中，让所有人听到了一个赅人听闻的事实。
“我们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，这两个苏区当时有六万人。两个月后我们回来时，我们发现这些农民已被没收土地，房屋被烧掉或炸坏了，整个地区只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数病儿。我们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，白军一开到，军官们开始把妇女和姑娘分开。凡是剪短发或放脚的都当共产党枪决，剩下的由高级军官挑选好看的给自己留下，接着由下级军官挑选。剩下的就交给士兵当妓女。他们告诉士兵，这些都是‘土匪家属’，因此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些地方许多青年都已参加了红军，但凡是有留下来未走的，都想杀死白军军官报仇，甚至一些老人也是这样。但是谁有抗议表示，谁就被当作共产党枪决。没死的人告诉我们，白军中间为了分女人发生争吵，打了起来的也不少。这些妇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污后就送到城市里去卖掉，那些军官只留少数长得好看的当小老婆。”
“你是说这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？”
“是的，他们是汤恩伯的13军和王均的第三军，夏斗寅、梁冠英、孙殿才等人也有责任。”
徐海东谈到另外一个县，湖北的黄冈县，红军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从王均手中收复：“在句容集镇上，原来一条街上苏维埃合作社生意兴隆、人民安居乐业，现在成了一片废墟，只有几个老人没死。他们领我们到一条山沟里，只见有十七具年轻妇女的尸体，赤条条地在阳光中躺在那里。他们是在遭到强奸后被杀死的。白军显然是很匆忙；他们只有时间剥下一个姑娘的一条裤腿。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大会，全军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，我们大家都哭了。不久之后，在麻城，我们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个运动场。在一个埋得很浅的坟地里，我们找到了十二个